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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影響之下，世界危機如此嚴峻，很多人處在“留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鄉村”兩難之間，如何“回嵌”鄉土，需要充分體現國情意識、鄉土自覺與文化自信，“SLOC”提供了可供借鑒的思路。

作者：梁欽卿

建設什么樣的鄉村，怎么建設鄉村，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面對的歷史性課題。中國鄉村建設與“地球村”中多樣化的鄉村建設實踐彼此呼應，都是在各自的條件與現實空間中，進行著豐富多彩的創新性探索。

中國鄉村建設經歷怎樣的歷程？全球發展中國家的鄉村建設實踐又有怎樣的探索？中新社“東西問”近日專訪西南大學鄉村振興戰略研究院（中國鄉村建設學院）副院長潘家恩教授，對此進行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回溯歷史，無數先賢在中國鄉村基層進行多種形式創新。那么，中國百年鄉村建設是如何開始的？

潘家恩：從整體上說，中國百年鄉村建設包括前后呼應的三波鄉村建設。既有外來知識分子以“救濟鄉村”為出發點的“異地實踐”，也有鄉土社會自發、本地良紳主導，兼顧“鄉村自救”與“社會建設”目的的“在地行動”，還包括1949年至今豐富多元的實踐形態。

作為早期鄉村建設的代表性實踐——清末民初實業家張謇1894年開始在江蘇南通的一系列地方建設實踐，被學者總結為“有實無名”的鄉村建設。他推動的地方性建設既有甲午戰敗的刺激，同時和隨后的“翟城村治”一樣皆屬清末新政釋放實踐空間后的歷史產物。

到了1904年，河北定縣鄉紳米春明等人以翟城村為示范，興辦新式教育、制訂村規民約、成立自治組織，積極實施一系列改造地方的舉措。這一地方民眾自發的“翟城村治”直接孕育了由晏陽初及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主持的“定縣實驗”，受到海內外廣泛關注。20多年后，留學歸來的晏陽初率領一批海歸以及國內大學教授，來到河北定縣推行平民教育，啟發民智，以帶動整個鄉村建設。

這波鄉村建設從清末到民國，興盛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涉及梁漱溟、晏陽初、盧作孚、陶行知、黃炎培等代表性人物的各種實踐。

緊接著第二波鄉村建設由全面執政后的中國共產黨推動。20世紀50年代土地改革全面動員基層社會，通過全民掃盲、水利建設、社隊企業等形式，使鄉村建設的理念和工作在國家建設背景下，以新形式被全面覆蓋與替代。進入20世紀80年代，產業資本擴張與全球化進程加快，僅靠推行“大包干”并不能根本解決“三農”（農業、農村和農民）發展和基層治理問題。于是，在追求工業化、現代化的過程中，有了1987年至1997年間政府部門自上而下推動的農村改革試驗區。

第三波鄉村建設于2000年起持續至今。從新世紀初“三農”問題的提出，到“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這一重大歷史任務的確立，再到當前鄉村振興戰略的整體布局，鄉村建設成為落實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抓手。特別是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首次明確提出“實施鄉村建設行動”，不僅是對新時代中國鄉村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回應，也是對百年來鄉村建設歷史經驗的傳承。

中新社記者：回顧中國百年鄉村建設實踐，中西方之間有何互學互鑒？

潘家恩：梁漱溟認為，近代中國各種劇烈變化源于百年來的中西文明大碰撞，當然這一“碰撞”并非自愿公平。可以說，中國的鄉村建設是中西文明碰撞之后的產物。在這一過程中，中國鄉村建設除了蘊含傳統儒家、農家思想，也不同程度受到國外鄉村改進思潮的影響。

比如20世紀初在河北定縣翟城村創辦合作社的米迪剛，是留日歸來的高材生。他看到日本農村的變化，一對比自己家鄉發現差別巨大，受到這種強刺激后，開啟鄉村建設歷程。

出國是為了反觀自己，海外生活的經歷讓這些早期鄉村建設者們學到很多域外思想。彼時，日本“新村”思想在中國廣泛傳播。早期同盟會會員王拱璧從日本留學歸國后在河南西華縣孝武營建設“青年村”，同樣留日返鄉的傅柏翠則回到福建連城探索“新村”實驗，其中都有那個大時代，日本“新村”等思想不同程度的影響。

當然，在吸取海外經驗的同時，中國本土化探索自成體系，也在對外貢獻智慧。

例如，晏陽初在1950年后輾轉全球各地開展發展中國家的鄉村改造實驗。1952年，他協助創辦菲律賓鄉村建設運動（PRRM），提倡建立鄉村會，協助村民建立村公所，并且引領政府發揮親民力量，共同改善農村社會。至今，PRRM依然是菲律賓重要的民間組織之一。1967年，晏陽初又在菲律賓創辦國際鄉村改造學院（IIRR），活動范圍包括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中新社記者：當前，全世界發展中國家的鄉村建設運動面臨怎樣的困境，未來如何進行鄉村建設？

潘家恩：當前，金融資本主義席卷全球，亞洲和拉丁美洲的鄉村建設運動面臨兩大困境：國際資本掠奪土地與農民數量越來越少。

其一，掠奪土地。為了爭奪糧食、生物燃料、原材料等，全球出現掠地（land grabbing）現象。世界銀行2010年的研究表明：世界對土地的需求極大，特別是2008年以后，出現全球“土地糾紛”現象。其二，城市化率高，農民流入本國城市打工乃至到海外城市打工。依據2010年的人口統計，巴西城市人口高達84.35％，農村人口僅為15.65％；菲律賓甚至將海外勞務輸出作為國策，印度尼西亞緊跟，導致農村青壯年大量流失。

以菲律賓、印尼、巴西等亞洲和拉丁美洲比較有代表性的發展中國家為例，這些國家都有漫長的殖民歷史，繼承了原本大莊園經濟制度，土地財產長期被壟斷，此為造成社會貧富懸殊的一大根源。

土地改革是脫離西方殖民主義統治的國家和地區得以形成獨立自主之國民經濟，最基礎也最核心的財產關系重構。但在土地財產關系無法改動的情況下，“耕者有其田”仍是很多發展中國家社會運動的重要議題。

比如成立于1984年的巴西無地農民運動（MST），以先占地、后施輿情壓力的方式，引入政府、教會、工會乃至政黨力量，共同協調土地財產關系；再比如印度尼西亞的農民聯盟（SPI），致力推動發展可持續農業，并建立學習和訓練中心，反對壓迫性的、破壞生物多樣性的現代農業。

相對而言，中國經驗顯得“特殊”，因為中國是唯一完成土地革命乃至工業化、原住居民數目最大、屬人口大國的發展中國家。新中國成立以來經歷的4次外債和8次危機的基本經驗表明，只要可以順利讓“三農”承載（化解）危機，就能實現“軟著陸”，反之就會在城市“硬著陸”。以中國經驗為參照，可見農村社會是國家應對外部風險的基本載體。

在信息化社會中，世界變成“地球村”，從鄉村建設角度看，中外應該相互學習創新思想與實踐，并結合本國國情找到適合的道路。20世紀70年代國際上有本頗有影響的書《小的是美好的》（small is beautiful），后來有意大利人在此基礎上提出一個創新概念“SLOC”，S代表slow（慢），L代表local（在地化），O代表open（開放），C代表connect（連接）。我認為這四個方面不僅有助于理解中國鄉村建設的未來方向，也適合世界其他發展中國家。

隨著城市化逐步發展，生活節奏越來越快，我們將發現“小”和“慢”也是一種價值。“慢”作為一種放慢節奏和提高品質的生活方式，也是應對當前全球化危機和城市化問題的新思維與新可能，中外已有不少地方朝著這個目標進行豐富多元的探索。另外，鄉村建設在面向全球化的同時也要做好“在地化”發展，積極發掘鄉村的多元價值，讓在地文化在廣闊鄉村中生根發芽，為新時代的鄉村建設“鑄魂”。

同時，鄉村建設一定要“開放”，特別是要用好新經濟業態。現在互聯網經濟十分發達，要讓農村的土地、勞動力、資產、自然風光等要素“活”起來，將鄉村的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村民變股東，讓綠水青山變金山銀山。最后是“連接”，城市的市民和農村的農民要結成利益共同體，走城鄉融合道路，整體籌劃城鎮和鄉村發展，以縣域城鄉融合為基礎，力求實現共同富裕和可持續發展。

我跟一些國際朋友交流過，大家都認為，在疫情影響之下，世界危機如此嚴峻，很多人處在“留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鄉村”兩難之間，如何“回嵌”鄉土，需要充分體現國情意識、鄉土自覺與文化自信，“SLOC”提供了可供借鑒的思路。

受訪者簡介：

潘家恩：西南大學鄉村振興戰略研究院（中國鄉村建設學院）副院長、教授。兼任屏南鄉村振興研究院執行院長、中信改革發展研究院研究員、重慶市梁漱溟研究會副會長、《盧作孚研究》副主編等職。自2001年起參與當代中國鄉村建設實踐至今逾二十年，在Cultural Studies、《臺灣社會研究季刊》《開放時代》《人民日報》等處發表中英文章60余篇，聯合主編國家“十三五”重點圖書規劃項目《中國鄉村建設百年圖錄》，著有《回嵌鄉土——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鄉村建設》。

原標題：《潘家恩：中國百年鄉村建設在“地球村”中扮演何種角色？| 東西問》